伍戈：把握好政策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策制定的专业化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伍戈在CMF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第5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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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速下滑或是结构失衡调整的外化表现

今天的主题是讨论理论，而任何一个理论研究，无论大小，都有比较规范的范式。首先，在创造新理论和新观点之前要有全面、详细、深入、艰苦的文献积累和综述。本次CMF理论与思想报告在这方面做出了初步探索，但是从构建理论大厦的维度而言，我认为还需要积累更多文献，从事更多艰苦的工作。报告花费了很多时间梳理文献，也总结了以往的研究内容，但个人认为报告的总结存在略显碎片化的问题。

报告的创新点是结构失衡，但是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全世界最大的结构失衡。过去这么多年，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全球的失衡，是全球性现象。全球的结构失衡是在次贷危机之前出现的，那时的失衡是美国大量消费，中国大量储蓄，中国汇率面临着升值压力，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极大冲突，这是已知的全球失衡。事实上，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速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一种失衡的调整。

次贷危机之前的全球结构是不可持续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从经济、政治，还是贸易的角度而言，都不可能持续占据世界市场如此大的份额，也不能够凭借某些优势持续地进行双赤字。这就是当时关于全球结构失衡的定义，非常严谨，在学术、政策领域都是共识。

次贷危机之后，谈及全球结构失衡，部分观点认为经济增速下降就代表其背后是结构失衡，但是这也许未必是结构问题，而是人口在老化，劳动力在减少。过去10个人中有9个人在生产GDP，现在10个人中有1个人在生产GDP，经济增速自然会下降。即使劳动生产率再高，经济增速也会下降。所以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由人口规律造成的。

很多企业家表示，有时对经济最大的扰动其实在于过度的政策干预。这不仅是在中国如此，在全球也是如此。短期而言，有些现象造成了失衡，比如特朗普时期的中美贸易战，但是贸易战之后，无论在东南亚国家还是在中国，都改变不了某些既定格局。换言之，事实上有很多企业家绕过国内或国际的决策者，试图扭转某些事情，可见市场的力量是更为强大的。

关于短期总量、长期总量与结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至少世界国际组织的区分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也参与了IMF第四条款的磋商，IMF每年都会派遣人员来中国进行政策咨询和建议，站在世界的角度对中国问题提出看法。IMF对各个国家都是如此，他们会非常明确地表示该国总量问题是什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以及目前增速和潜在增速之间的缺口是什么。同时，他们也会花费大量精力在结构问题或者结构调整，甚至是在结构政策上。从某种意义而言，国际组织的分析框架很大程度上践行了报告提到的“三策合一”。

二、调整结构的核心在于协调好政策和市场的关系

“三策合一”问题也许是一个旧问题。报告在讨论过程中间提及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说，只要调整结构，潜在增速就不是现在的情况，但关键在于结构由谁来确定。不管是何种政策合一，政策的核心都在于如何把握政策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策是难以做得比市场更灵敏的，政策无从得知制造业的比例过低，无从得知()的痛点是缺少手机、电脑而非缺少医疗教育和服务，也无从得知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居民最缺的是什么。所以，由市场来调整结构也许是更合理的，但应该明确最优的结构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调整。

比如这么多年都强调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如今在鼓励科创的条件下，直接融资更加重要，可更多地分散风险。但多年来调整结构到现在，尤其是最近几年，间接融资的比例却在大幅上升。这些问题，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策失灵引起的，是政策管得多了还是少了？个人认为，“只要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动整个地球”的假设非常强大，只要一个支点，就有撬起地球的野心，但是要明确究竟由谁来调整结构以及如何调整结构。

本次报告提出来的问题很重要，最后报告里也提出了很多具有实操性的建议，包括政策的评估、成立相关国家委员会、明确三类政策的方向等。我认为明确方向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不明确方向，其实就是决策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就好比总量政策该发力的时候不发力。个人认为，报告中提到的“三策合一”表面上是合一，实际上却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如果现实中将结构和总量混为一谈，那就等同于上帝的不归上帝，凯撒的不归凯撒，该发力的不发力，这将容易造成误判。

再者，如果经济稍微转好就进行结构化调整，政策动向是必须要很审慎。最近中央会议提到三重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三重压力从时间上溯源，是与2021年的很多数据相关的，而2021年上半年恰好是武汉疫情刚刚过去一年。2020年武汉暴发疫情，由于疫情原因造成了极低的基数，使得2021年的经济同比增速数据非常可观，复苏非常强劲。但是这实际上是同比基数带来了幻觉。由于2021年上半年经济数据非常好，于是就从5、6月开始改革，改革涉及平台、教培、，下半年三季度的去煤限电、双碳目标等等。这些政策出台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些政策出台的时点可能是受到了数据幻觉的影响。

今年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然，国家刚开完政治局会议，中央对今年的形势有很深刻的认识。但是毫无疑问，今年第二季度也会出现一种明显的幻觉，同比增速数据会非常好，以至于会迫不急待地出台某些结构政策。比如一两周前，房地产登记注册信息持续推进，这并不一定代表征收房地产税，但是征收房地产税必然要先实行登记。因此，这至少会对本来就薄弱的经济预期，包括房地产在内的预期造成影响。所以结构调整是一个大变化，关键在于首先要认清楚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再者是抓住时机，然后是处理好总需求和政策之间关系。社会科学从来都不局限于理论，而是要落地于实践的。

接着回到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构问题：什么举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整结构。回顾过去中国发展经验，最深刻的启示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化。现阶段要稳信心，稳预期，调结构，也是要围绕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当然，现在的目标更加多元化，包括高质量发展、“双碳”、维护国家安全、关注国际形势，目标是多元化的。但是目标多元化并不代表着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中要有明显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传承四十多年的、最内核的东西不应该变化。而事实上过去几年，在政策和市场关系之间，有些行政性政策的干预比较强。这也是部分企业家们预期转弱的原因。因此，要严格区分总量政策和改革政策，改革要往前改。事实上，在创建中国式的理论之前，还是要穷尽全球视野，正如总书记谈到，要放眼世界，要建立在全球问题的基础上。

三、建立健全政策评估机制，实现专业化分工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研究做透彻就足够了，毕竟政策经济学家和市场经济学家各自能够做的都是有局限的。尽管报告里抨击了短期，但是无数个短期就构成了长期，短期和长期之间没有矛盾，关键是所设定的长期目标和短期内往此目标努力的政策本身是否匹配，因此政策评估非常关键。现在很多政策中，大方向政策没问题，但是具体的政策是需要评估的，要建立健全评估机制。而现状是目前有些政策，包括技术性层面的政策，出台非常突然，缺乏评估机制，所以评估政策这一点非常关键。人非圣贤，熟能无过？何况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圣贤。

总体而言，“三策合一”表面上是合一，但事实上我倾向于理解为 “三策”更加分离。每个部门各司其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总量部门做好总量，规划和改革部门做好改革。

宏观政策与政治相关，但是政策制定同时也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过程。经济之所以增长，劳动生产率之所以会提高，最核心的就是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重塑的最后落脚点还须从人方面入手，制定政策的人需要专业化。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虽然相互关联，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依旧路归路，桥归桥，不能混为一谈，因为混为一谈会使得最终的经济结果是难以区别的。最后，虽然在中国实现是有难度的，但是政策评估依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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